1965年10月，冼玉清于广州辞世，走完了她秀骨亭亭的七十载人生。作为深耕乡邦文史的学者，她不止埋首故纸整理岭南文献，更以笔墨阐扬本土士人的志节风骨，并且以一生言行躬身践行君子理想，为后世留下学术与人格双重丰厚的精神遗产。
冼玉清熟谙岭南文献，曾撰文梳理杨孚、何维柏、陈子壮、陈白沙等一众岭南先贤事迹，分别阐扬士人仁爱恤民、正直不阿、忠勇节义、乐道自得、威武不屈的精神品格，挖掘历代粤地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寄寓自身对贤人君子人格的推崇。
在治学著述之外，冼玉清将士人风骨落实于现实人生。她舍弃澳门优渥家境，终身未婚，毕生投身教育与岭南文献研究。抗战烽火之中，她拒绝澳门安逸生活，不惧艰险随校播迁，坚守教学岗位，作诗记录战乱民生疾苦，拒绝日伪文化拉拢，坚守临难毋苟免的气节。日常生活她自奉简朴，却慷慨接济学人后辈，晚年将港币、藏书书画文物悉数捐献国家社会，不求声名嘉奖，诠释儒者兼济天下的追求。
这份君子人格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母亲沉毅勤俭的家风为其奠定底色，受九江学派后学陈子褒、黄节熏陶，养成抱道忧时的家国情怀；同时与陈寅恪、梁镜尧等师友同道交游；加之长期浸润传统国学，研读历代忠直之士的诗文史迹，不断涵养浩然正气。她借前贤志节照见自我，实现了文献研究、精神阐扬与人格践履的统一，彰显近代岭南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
冼玉清对岭南士人志节的阐扬与践履
冼玉清是近百年岭南杰出的文献学家、诗人、艺术家。她除穷根究底国学文献，还慕古人之高节懿行，撰写了不少论说岭南前贤的研究文章。她遭逢日军侵华乱世，随岭南大学四处转徙离乱，触景生情，托古抒怀，写下不少札记、诗歌，咏赞士人风骨。她舍弃澳门家庭的殷实生活，一生志于道、志于学，教书育人，践履士人的君子人格。本文欲就冼玉清与岭南士人精神关系略作论述，涉及冼玉清对岭南士人志节的论说、本人对士人君子精神的践行以及分析其相关认知和行迹的形成原因。
一、冼玉清对岭南士人志节的阐扬
冼玉清熟谙岭南文献，撰写了不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贤人志士的文章，包括杨孚、陈白沙、何维柏、陈子壮、李明彻、招子庸、刘华东、黄遵宪，除考索他们的行迹、著述，还阐发了他们的气节与精神。
（一）论杨孚、李明彻等之仁爱百姓
1952年冼玉清写《杨孚与杨子宅》。文中说：“杨孚为吾粤著书最早之人。屈大均以其韵语藻雅，且谓诗亦始于杨孚。至其反对用兵，反对贡献，反对短丧废礼，主张廉平慈惠之政治，皆以和平爱百姓为本，纯然儒家之言，真百粤学者之宗也。”
杨孚为东汉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市海珠区）人，岭南文化的开拓者，所撰《异物志》，第一次对岭南的风物进行系统整理，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他于汉章帝建初年间拜议郎。和帝即位，欲征匈奴，杨孚上疏直谏。又上疏曰：“吏治必务廉平，以劝选举之士。庶几克诚小民，副承天意。”当时刺史竞事珍献，笼络、贿赂京官，杨孚记述岭南草木、鸟兽、玉石等物，不以珍献为然。冼玉清说杨孚“以和平爱百姓为本”，具有和平、重民、孝亲的思想，称赞他为“真百粤学者之宗”。
生活在乾嘉年间的番禺人李明彻，道光四年（1824）在广州河南五凰村漱珠冈创建纯阳观。1949年冬，冼玉清与陈寅恪同游漱珠冈。次年6月，冼玉清于《岭南学报》发表《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冼玉清说李明彻“性淡远，不妄交。清静自守，有请托者辄以世外人拒之。生平与世酬酢，不过挟丹青以自见所能。至于天学之说，未尝泄发于世人，而世人亦未知请益以求元妙”。文中记述李明彻与两广总督阮元往来的两段逸事，可管见李明彻志行。一是道光四年，广东米贵。李明彻言于阮元：洋米价仅土米之半，为何不开放洋米入口？阮元听从其建议，奏免洋米入口之税，米船源源而至，民不至受米贵之苦。二是道光六年春，彗星见于南方。阮元疑粤有兵起，问于李明彻，李对以“有旱”。阮元又问；“可禳否？”李明彻：“禳无益，当备旱”。说之前所定米舶入口无税，而出口仍照征，如果免其出口货税，米当大至，虽旱无害。阮元如其言，洋米果大集。是秋旱，米价反平。虽旱潦不洊饥。对此冼玉清评价：“仁人之言其利溥，真有道之士哉！”认为李明彻非颓惰空谈之辈，是可风的仁人有道之士。
（二）论何维柏、招子庸等之正直不阿
1950年冼玉清撰《何维柏与天山草堂》，1963年又写《冒死直谏的何维柏》，对之前学人论及不多的晚明士人何维柏大加称颂。何维柏，南海沙滘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御史巡按福建期间，赈济救荒，民赖存活者数十万。次年，奏劾大学士严嵩，被下诏狱拷打。万历三年（1575）十月已是吏部左侍郎的何维柏，上疏卖官之害。万历五年九月，反对首辅张居正丁父艰夺情，被停俸三月，出为南京礼部尚书，后又被罢官。何还乡后，讲学于广州天山草堂，以白沙学说为宗，倡导以纲常社稷为立学主体。“优悠林下十一年，仍以地方利益为念，如西河改水，嘉桂三华诸建置，及省会外城之议，皆身任之，劳怨不恤。”
冼玉清说“维柏以理学名儒，而生当嘉靖、万历之世，君庸臣佞，乃慷慨陈言，抗疏直谏，置生死于度外。其劾严嵩尚先于海瑞与杨继盛，吾粤正气所钟，不可不纪也。”。文中论述何维柏置个人前途甚至生死于度外，正义凛然与两朝权臣作斗争，揭露严嵩的奸贪、邪媚和张居正的擅作威福。
文章《结论》说：“维柏秉性忠鲠，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嘉靖十六年（1537），以谏远征安南及沙河行宫金山寺工作而忤上。嘉靖二十四年以劾严嵩奸贪，黜辱几至于死。万历四年（1576），以忤张居正复遭罢斥。其直谏一再而三，几与服官相终始。岂不知苟合取容足以长保富贵哉！惟道器为能慷慨赴义也。余主讲岭南大学，每与诸子诵维柏之为人，休沐之暇，辄相与信步小港，流连草堂。先哲遗风，仿佛尚在……余草此文，所以表忠贞，亦欲以溯陈迹也。”字里行间高扬的是何维柏不苟合取容的忠鲠正直、在千人诺诺之时的一士之谔谔。并说他这种精神是“吾粤正气所钟”。
冼玉清的《招子庸研究》论述了招子庸的家庭、从政、诗画和其著作《粤讴》。招子庸，清乾隆间生于广东南海横沙一户书香之家。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道光十四年（1834）后在山东朝城县、临朐县、潍县任职。道光二十一年因收纳逋逃，被谗落职。招子庸在山东期间，勤于吏职，课农平谳，清案牍，教诗书，不畏土豪劣绅。在潍县，“相验下乡，只身单骑，兼从不过数人，不饮民间一勺水，颂声大作”。冼玉清说：“今人作吏，田宅顿富，宗族为光。而子庸则不然，不独不为罗掘，且苦赔累。”招子庸因为汉奸鲍骢逃亡潍县，以收纳逋逃之名落职。冼玉清分析招子庸去职的根由：“正直清高之士，不肯苟合取悦，必不为浊世所容，自古已然，子庸不能例外。子庸性真率，守正不阿，遂不为上峰所喜。真率不阿，亦子庸罢官之一原因也。”文末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自古为然，不独一子庸。而国家之所以偾事者，在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余悲子庸罢黜之冤抑，亦为亘古忠臣义士也。”对招子庸的率真、侠气、正直的忠臣义士风范，大为赞叹。
（三）论陈子壮、邝露等之忠勇节义
1946年2月13日，冼玉清与梁培基等人游陈子壮故乡南海沙贝。6月写《陈子壮故乡游记》，刊于《宇宙风》，次年7月又在《综合评论》发表《陈子壮殉国之哀挽诗》。后文开篇说，去年春天游沙贝乡，访烈士陈文忠公子壮遗迹，曾为文记之，“子壮精忠贯日月，正气寒乾坤”。
陈子壮，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探花。崇祯时累官至礼部侍郎。他在明中央朝廷被推翻后，先后在南明福王、唐王、桂王小朝廷任要职，与弟弟陈子升毁家纾难，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起兵，联合陈邦彦、张家玉等义军，在广州城郊、增城、清远、高明一带阻击清军。攻城不克、战败被俘后，受磔刑而死。
陈子壮过世后，慑于清人的恐怖、高压，士人们不敢书挽吊唁，但冼玉清还是搜到十首挽詩，作者分别是邝露、释函可、黄公辅、陈子升、张家玉、何绛、屈大均、罗宾王、欧主遇、李奇。冼玉清在分别介绍十位人物及其挽诗后说：“挽诗之十君，皆为陈子壮死生患难之交。皆以抗拒胡清、匡复明室为职志。或远渡重海，或奔走中原，或托迹黄冠，或隐居结社。皆欲取得联络，以扶颠持危。含蘖茹苦，身死而妻子被戮亦不悔者，为节义耳。在文网最密之秋，犹能慷慨作诗以哭死节之陈子壮，以视怯懦畏缩、苟活于恶势力之下者何如也。回顾抗战八载，失城计万千，失地以亿里，鲜闻有死义之臣。吾不禁重为乾坤正气悲也。”冼玉清认为，十位挽诗士人在“文网最密之秋，犹能慷慨作诗以哭死节之陈子壮”，都是不“苟活于恶势力”的“乾坤正气”之士。
配资专属服务平台冼玉清在《广东之鉴藏家》《陈子壮殉国之哀挽诗》极言负才不羁的南海士人邝露，抗清兵败后从容赴义之悲壮：“清兵入粤，露与诸将戮力死守，凡十阅月。城陷不食，幅巾抱琴。将出，骑以白刃拟之。露笑曰：‘此何物可戏？’骑亦笑。徐还所居海雪堂，啸歌以待。骑入，环视宝器、古琴等死之，年四十七。”
（四）论陈白沙之乐道自得
1949年冼玉清写《陈白沙碧玉考》，开宗明义说：“自昔抱道之士，有逃荣者，有忘世者，彼其泥涂轩冕，辎尘金玉；盖不以高官厚禄为荣，而以乐道自得为贵，明乎此，则陈白沙之被聘与否无足重轻，而聘玉问题亦迎刃而解矣。”文末录其《登碧玉楼诗》：“握瑜抱瑾无双士，立地参天此一楼。漠漠水田耕读味，茫茫道绪络濂俦。百川欲泛东凭障，万象由纷静与收。碧玉自高风自远，蓬莱长峙接江楼。”
冼玉清在文中驳斥碧玉楼纪念、供奉聘玉之说，以大量事实指实陈白沙并没有获聘玉一事，认为陈白沙不会因为世俗所追求的聘玉而建楼，说陈白沙是“抱道之士”，是“逃荣者”“忘世者”“不以高官厚禄为荣，而以乐道自得为贵”。白沙先生的怀瑾握瑜、乐道自得，正是冼玉清所心仪的士人气韵。
（五）论刘华东之威武不屈
冼玉清曾撰《奉革举人刘华东》一文。刘华东，清嘉庆六年（1801）中举，属文纵横奇谲，为人豪放仗义。嘉庆二十年，新会富商卢文锦用金钱收买当地权贵，将其父亲卢观恒神主祔入乡贤祠。入祠之日，于明伦堂大会宾客，张乐设饮，邑人无可奈何。刘华东获悉后，上书督抚干预此事。督抚不听，退还其文书。刘华东就将其文书题为《草茅坐论》刊发，阖邑士绅相见者二百余人。刘华东撰祭文相约乡绅“诣乡贤祠谒陈白沙栗主，读而焚之”。众人声泪俱下，联名上书。“巡抚、道、府、承审官等皆迎合上峰之意，怵以利害，华东不为所动；富商遣人贿赂华东，他也不为动。”清廷只得派大学士章煦、侍郎熙昌南来查问，终于将卢父神主逐出乡贤祠。但刘华东也因刊印《草茅坐论》革去举人，在南海县署坐牢五个月，对簿公庭数十次。“艰苦备尝，旁观股栗，而华东无沮色、无软词”。冼玉清在文末说：“华东被褫革举人，亲友皆为惋惜，而其怡然自若。晚上出游，必命仆携灯笼随其后，大书‘奉革举人刘华东’七字于上，其挂门首的灯笼亦然。茶楼酒肆中有不相识者，问其姓名，他也以‘奉革举人’对。”
考上功名，是当时士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刘华东不平则鸣，革去功名后，仍然怡然自若。冼玉清写刘华东，是因为其威武不屈、甘于淡泊的义行。文中，冼玉清还对刘华东的跌宕不羁及其《并州少年行》一诗——“结交屠狗亦王孙，腰剑离离古血痕。坐不垂堂堪喻大，家贫容易受人恩。”感慨系之。
冼玉清笔墨所及的岭南士人，还有黄佐、梁廷枏、黎简、康有为、黄遵宪、邓世昌、黄节等人；此外还论及流寓岭南的刘禹锡、韩愈、苏轼、澹归和尚等，在此难以一一备述。她在文献考证之余，不断状写岭南大地这些风骨铮铮的士人，在于她服膺这些士人的“贤人君子”人格，敬佩他们正直取义的精神。
二、冼玉清对士人君子精神的践履
冼玉清不但阐扬岭南前贤的君子精神，而且见贤思齐，踵武前贤，践行士人君子之风。冼玉清去世后，汪宗衍挽联：“文献赖君存，多能尚善丹青笔；清操闻志行，不朽应留女史篇。”可谓对她一生行迹的高度概括。
（一）舍弃优渥生活，一生以学术育才为志业
1942年冬天，冼玉清在曲江大坑岭南大学寒冷的山屋中有一首《写志》诗：“廿载皋比自抱芳，任销心力守书堂。拒霜冷淡秋荼苦，欲植青松蔚作梁。”她将从事教育视作抱芳之举。1920年9月，25岁的冼玉清在岭南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岭南大学文学院读书，从此与岭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1922年6月，一边读书，一边兼任岭南大学附中的历史、国文教员，开女老师教中学男生之始。从这时算起至1942年，她已经从教二十年了，所以她说“廿载皋比自抱芳”。1925年8月，冼玉清任岭南大学国文系助教。两年后被学校聘为博物馆馆长。次年，又回国文系当讲师。后来长期在岭南大学国学系任教授。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她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60岁在中山大学退休后，谢绝港澳学校的高薪聘请和澳门家人的请求，继续留在中大，调查、研究、写作不辍，直到1965年10月70岁去世。
冼玉清一生一面治学，将才华和精力倾注于岭南文献的梳理、挖掘和研究；一面教书育人，“拒霜冷淡秋荼苦，欲植青松蔚作梁”。为献身学术和教育，冼玉清一生未婚。她在与秦牧交谈中曾说道：“我年轻时候决定献身学术，像我这样的人，一结婚了，必定是个贤妻良母，这就很难专心治学了……这在我是做出了牺牲的……”
冼玉清对教书育人坚毅执着，不畏艰苦。抗日战争期间，冼玉清在曲江大坑村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教学工作。其《迁校》诗云：“播迁此到武江滨，竹屋茅檐结构新。辛苦栽培怜老圃，一园桃李又成春。”她除授课、夜读，还要买菜、下厨，生活十分艰苦，有句诗说：“箪食真同陋巷颜。”
冼玉清认为，育人要有好学风。她曾经与黄节多次讨论学风问题。认为“学校不能以学生为牟利手段，百计招揽，因此不能培植人才”。“学生进学校后敷衍塞责，其志在毕业取文凭，而非从师问道”“因此学术日微而学风日坏”。
（二）遭逢国难之时，为国为民鼓与呼，砥砺临难之志节
一是不畏危险，坚守教职。1937年8月17日，广州警察局通告市民即日离市回乡，官眷亦奉正式命令迁徙，居民举家转徙回乡或至香港、澳门，有空巷之势。冼玉清说她“孤处岭南大学如恒”。岭南大学在粤北曲江复课后，冼玉清的澳门亲友无一人赞同她内渡。她去信询问曲江仲元中学校长、老同学梁镜尧，没有回音，后来见面问他，他说：“流离实苦！倘吾劝子勿来，是拖后腿也；若劝子来，则非子所堪，吾何忍出此？只有不复而已。”冼玉清说她当时“再四维思，以为去则生命可危，留则志节有憾。何所适从哉？譬如父母病危，为子者不奔侍汤药，置身事外，何以为人？今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应与全民共甘苦，倘因一己有优越条件，而高枕苟安，非素志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临难毋苟免’之谓何？”
最终排除众议，决计冒险内迁。1946年3月，冼玉清整理并发表《流离百咏》。在《自序》中说：“中日衅起，讲学危城，穗垣既沦，避地香海。旋以不肯降志，孑身远引。顾玉清有家濠镜，尚余薄田，使归而苟安，未尝不可。以隔岸观火，优游得计，乃人之以为乐者，我甘避之；人之以为苦者，我甘受之。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所以随校播迁，辗转而不悔者，岂不以临难之志节当励，育才之天职未完，一己之安危有不遑瞻顾者哉！”冼玉清讲得很清楚，她本可以在澳门苟安，“优游得计”，但她选择“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随校播迁，是因为“临难之志节当励，育才之天职未完”。
二是控诉侵略者罪行，关怀民众疾苦。1937年9月22日—29日，日机空袭广州八夜，冼玉清作《悲秋八首》。诗序说：“八夜狂袭，为初期空袭之最恐怖者。以后虽司空见惯，然当时奔避之狼狈，事业之废弛，精神之损失，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痛定思痛，乃为悲秋八首以纪之。虽诗不工，然当前实事，振笔直书，亦他日信史之参考资料也。白居易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在斯乎？”诗中写敌机轰炸的恐怖，城市的被毁，民众的悲呼。“但祝雄师能报捷，苍生无恙各归田”“痛定辄思擐甲士，几人肝脑阵中残”“虎窟余生宁有乐，每谈烽火辄潸然”等诗句，寄寓了作者对百姓苍生悲惨遭遇的同情、生命安危的关切。“报国头颅拼万死，向人肝胆尚平生。一腔孤愤毛锥在，抚髀空增敌忾情”等诗句，表达了诗人对侵略者的愤怒和报国情怀。
1942年冼玉清返澳门。在《澳门小住记》记述了澳门的惨状：“民有饥色，途有饿殍，真使人有人间何世之感。每见饥民徒倚道旁，面如白蜡，忽尔倒下；亦有偃卧渠边、眼睛翻白，转瞬气绝，真令人目不忍睹。”
三是号召民众支援前线抗日。1937年冬，冼玉清为抗战前线募捐衣服，同时发表《妇女对于募制寒农之责任》演说，号召民众以己之力支援前线。1938年冼玉清撰写《宋代大学生之士气》，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救国热情。
四是抵制当日本人的文化“花瓶”。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人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企图物色“敦品励行”的前清翰林张学华和冼玉清两人牵头，遭到冼玉清的断然拒绝。冼玉清有诗云：“国愁千叠一身遥，肯被黄花笑折腰。”
元股证券:ygzq.hk（三）自奉甚俭却慷慨捐献国家和周济他人
冼玉清生活极为简朴，清苦度日，在岭南大学有不少关于冼玉清教授“孤寒”（即吝啬）的传闻。黄天骥、袁钟仁等教授对此均有生动的回忆。
但她在学生和同事遇上生活困难时，却慷慨解囊。她拿自己的积蓄接济过古桂高、麦华山、黄君璧、李稚甫、朱师辙、冼星海、冒广生、陈寅恪等人。杨寿昌曾说她：“自奉俭薄，布衣蔬食，悠然自得；而周贫济急，扶植人才，挥金如土。”
她还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国家、造福社会。据黄天骥教授回忆，老校长黄焕秋给他讲过一则冼玉清悄悄卖房产捐献“抗美援朝”的故事。黄焕秋说，冼玉清把积蓄献给国家，自己只住在学校分配的老房子里。
1964年冼玉清赴港探亲治病。在港期间曾致函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泊泉，要求捐献在港的10万港元。在第一次信中说：“玉清生性淡泊，除授徒著书之外，无所嗜好，樽节所得，略为整理，现有港币十万元，欲送与国家。此系一片诚意，如何处置，希早示复。”第二次致函说：“在港医院时，很多朋友和旧学生来探望我，说道，‘你一生刻苦努力，绝不讲个人享受，整个生命已经贡献给社会了，如今年老，我们应该爱护你的。’给我很大的安慰。捐款必定履行，但要等我返穗乃办。”当年11月8日，已经回到广州的冼玉清又致函张泊泉办理捐款10万元事。信中说：“此款是已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适当就好了。但此事只系圈内人知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如得此款购买仪器，也于人民大众有益。我认为这个用途也是适当的，或者你们认为该款另有更好用途，均由你们支配办理，这不过是我提供你们参考的一点意见而已。”
1964年8月17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遗嘱，将遗产捐献社会，说“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徒供个人享受”。她将遗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帮助亲属之较有需要者，第二部分捐作社会公益事业。”遗嘱中捐献的股票，10年后市值增长3倍多，按1974年6月28日市价，共值港币129万多元。1965年10月2日，冼玉清病逝于广州。生前将康乐园琅玕馆所藏全部书籍、手稿、书画文物等，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省文史馆。
三、冼玉清士人君子精神的形成因素
冼玉清早在“岭大”迁港之时，即撰写《君子之基本思想》一文，认为君子之道即孟子所谓吾养吾浩然之气，临难见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她明确表示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她也曾作诗自况：“六珈怕作公卿妇，一席甘为君子儒。”
冼玉清推崇岭南士人君子志节，并砥砺自己，她的这种认知以及她身上的士人风骨，是如何形成的呢？
冼玉清的人格个性无疑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冼玉清曾称：“先父是商人，先母是贫农女，她的沉毅勤俭、诚朴忠厚的美德极深地影响了我。”此外，至少还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九江学派后学的影响
九江学派，是近代以后由岭南大儒朱次琦（南海九江人，世称九江先生）开创，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影响近代中国百年学术的学人群体。在长达二十余载的传习授学生涯里，九江门下接连涌现弟子康有为、简朝亮、梁耀枢，再传弟子梁启超、黄节、邓实等一众影响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政治、文化、社会的大家学者。九江学派在朱次琦身后分出两个重要支派，代表人物分别为简朝亮和康有为。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12岁的冼玉清在澳门启明学校肄业后，进入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读书，成为近代教育家陈子褒的弟子。陈子褒与九江学派渊源很深，他是江门外海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之后与新会同乡梁启超同学于康有为讲学的“万木草堂”。光绪二十一年，赴京会试时，陈子褒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行动，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光绪二十七年，赴澳门，开办灌根学校，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从教育入手。他不仅具有渊博知识，而且有为国为民的思想。冼玉清回忆道：“時先生（指陈子褒）怵于戊戌之变，知国事不可为。遂闭门授徒。欲以教育救国。日以后汉之气节与宋明之义理与学子相砥砺，自号妇孺之仆。”又说，“在灌根学校读书七年，陈老师特别用心教我，我成绩也特别好，所以童年时代就颇有文名。”“我一生受他（陈子褒）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
后来冼玉清又从朱次琦的再传弟子、简朝亮的学生黄节学诗。因此冼玉清早期曾经接受九江学派的两支康有为和简朝亮后学的教育。而冼玉清对九江学派开创者朱次琦本人的学问和为人也十分推崇。1939年冼玉清在《朱九江先生对外之正义感》中说：“世人皆知先生为儒宗，为乡贤，为大师，为循吏。而不知抱道忧时，同仇敌忾之心切也。”
朱次琦如何“抱道忧时”？冼玉清在文中缕述了朱次琦对“回人张格尔之乱”“马加理被戕事”“俄间伊犁事”“外兵寇事”“联军入京事”的慷慨陈言和御侮杀敌之切。朱次琦认为，志义之士，当念国耻，说“兵莫患于不坚，上下军民，联为一体，我之坚也”。又说“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绝。则宜有所寄。寄斯巨者，惟在修学好古之儒”。
冼玉清撰《朱九江先生对外之正义感》，正值抗日吃紧之时。“国难严重，蒿目时艰”。她想借岭南先贤朱次琦之言，浇心中块垒。她在文末“结论”中说：“呜呼，中国之国难不自今日始，中国之受外侮亦不自今日始。其兆已见于八十年前。咸丰辛酉、光绪甲午其章明较著者也。独叹国人不自惕励，苟且图存。至今日犹存希冀侥幸观望之心。西哲有言：‘惟自助者人始助之。’我辈舍自强不息，真不知何以救亡也。”冼玉清认为，国人应自强不息，士人更不能苟且图存。朱次琦肇始的九江学派注重民族气节，冼玉清跟随九江学派后学陈子褒和黄节学习，既赓续了九江学派严谨的治学传统，也深受九江学“抱道忧时”、爱国爱民士人气节的滋养。
（二）同道们的互相砥砺
冼玉清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学和校外游学活动中，结交了一批学界精英和时贤。1929年她应邀参加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拜见了容庚、顾颉刚、伦明等人。1953年她再度赴北京，拜访邓之诚，离京后赴上海，又访顾廷龙、徐森玉、潘景郑、龙榆生等人。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接待了商衍鎏、夏承焘、吴宓、谢稚柳等人。她与本校的刘节、梁方仲、陈寅恪、岑仲勉、陈序经、容庚、商承祚、梁宗岱、詹安泰、王力等人更是时相过从。
近代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校长钟荣光对冼玉清有知遇之恩，其学人风范、维新变革思想给冼玉清不少影响。“岭大”教坛名宿杨寿昌不仅引荐冼玉清进入岭南学人圈子，其为社会敬仰的道德文章也深深影响了冼玉清。冼玉清与义宁陈氏世家交谊颇深，也受其人格影响。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有爱国情怀，当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祖父陈宝箴痛哭流涕；父亲陈三立，“实际上是因日军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陈寅恪自己早年游学欧洲，婉言谢绝哈佛大学的聘请，毅然回国在清华研究院教书。抗战时期任教香港大学，不仅拒不接受日军送上门的食物，而且携带妻女离开香港回到内地，转辗任教于各高校。1937年夏，冼玉清将《碧琅玕馆诗集》呈陈三立，后者阅后欣然题道：“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足以推见素抱矣。”“淡雅”“秀骨”“素抱”，贤人君子之风，是对冼玉清诗歌的高度认同和激励。陈三立还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牌匾，冼玉清一直珍藏。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陈寅恪任教香港大学，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40元港币。1949年陈寅恪受陈序经校长之聘，来岭南大学任教，冼玉清在学校北门码头参与迎接陈寅恪一家。此后的十几年，他们共同执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
冼玉清的同学梁镜尧对她的影响也很大。梁镜尧早年与冼玉清拜读于陈子褒先生门下。他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当公务员，“夙夜在公，无敢以私进者。去职之日，盖无余粮，其廉洁如此。”1937年日军轰炸广州，任广州纺织厂总务课长的他，冒生命危险指挥工人疏散，自己受伤。后担任曲江仲元中学校长。1945年1月23日曲江失陷，梁镜尧“督生徒护校抗战，父子殉难”。冼玉清作《挽仲元中学校长梁镜尧烈士》诗，她在后来撰写的《纪烈士梁镜尧事》中说道：“余与镜尧生同里，幼同学。同阅世变，共更患难者耶？嗟呼！古今磊落意气之士，大都为不朽之人。镜尧事不尽志，年不尽才。而临难不苟免，慷慨抗节。忠义塞天地，亦可以风世励俗矣。”冼玉清赞叹梁镜尧为“忠义塞天地”之“磊落意气之士”。
（三）国学文化的长期熏染
冼玉清治学游走于文史之间，酷爱古典诗歌，深受熏陶影响。几千年文化，泥沙俱下，冼玉清披沙拣金，择其善者而从之，在国难当头之时，用正直、良善、爱国文士、英雄的精神砥砺自己、警醒世人。她先后写了《刘禹锡与连州》《韩愈与广东》《苏轼居澹之友生》《爱国英雄邓世昌》《爱国诗人黄节》《民族女英雄冼夫人》《读宋史岳飞传》《读宋史李纲传》等。
1942年她辗转赴粤北岭南大学，经过桂林时，特意赴龙隐岩观瞻“元祐党人碑”，赋诗道：“完笏千螺绕郭门，山川形势异中原。荒碑犹是题元祐，忠佞千秋有定论。”冼玉清对士人是否忠佞看得很重，哪些人是在为国为民，哪些人是在为一己名利，她分得很清。元祐党人苏轼、苏辙、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黄庭坚、秦观等人都是冼玉清谙熟和心仪的士人。
1946年8月，她应邀到海南讲学，谒海瑞墓，作诗：“粵东正气仰风徽，想见舁棺进谏时。卿是比干吾异纣，君王虽暗亦相知。”冼玉清认为海瑞是粤东正气的风范。
冼玉清因长期研究、广泛涉猎岭南文献，对古今岭南士人了解较多，一代代节气铮铮之士，不断熏陶其素抱之心。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介学人，不能独善其身，要兼济天下。她期望以自己的学识和行动，把自幼蓄养的粤东正气，与时相逐，超越有限的小我，形成与宇宙合为一体的大我，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作者】钟永宁，广东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频道编辑】陈地杰 温柔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 蔡惠珍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3期实盘配资查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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